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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電影的長尾效應

金馬獎剛落幕,在當天頒獎典禮時,我剛好去看一場交響音樂演奏會,是Hollywood電影Lalaland的全片作曲家賈汀赫維茲(Justin Hurwitz)來台親自擔鋼指揮,以現場演搭配電影畫面的演出。
 
Lalaland這部電影是在2016年上映,迄今已三年,當年在全球掀起賣座風潮,票房高達4.46億美元。就在全球賣座之後,由樂團搭配電影的表演形式,就開始在全球巡迴演出,今年也是第三次到台灣。
 

Lalaland挾著票房優勢及豐富的音樂元素,在全球巡迴演出,創造出可觀的長尾效應

整部電影除了帶點遺憾、令人回味的愛情情節,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當屬全片的音樂。有別於以往多半是音樂劇搬上大銀幕,例如最有名的媽媽咪呀,Lalaland則是作曲家完全為電影原創的音樂,讓人直覺的就是電影可以直接改成音樂劇,從大銀幕走向舞台。
 
不過,Hollywood果然很有創意,不是直接改成音樂劇,而是讓觀眾再看一遍電影,但裡面所有的配樂都請來爵士樂手及樂團現場演出。這樣一種別出心裁的作法,把模式複製到全世界巡迴演,典型長尾效應明顯。
 
這不禁令我對照起金馬獎國片總是艱辛地掙扎,今年最佳劇情片陽光普照的得獎團隊,製片人在台上有感而發,拜託大家踴躍去電影院看這部電影,致詞時不忘感謝出資拍攝的幾家機構。
 
這裡暫不談今年金馬獎與金雞獎分庭抗禮的政治情結,單純探究總是很燒錢的電影產業除了靠政府補助,電影人辛苦到處找錢之外,要如何延長每部電影的長尾效應?的Hollywood作法很值得學習。
 
最成功的堪稱是迪士尼。幾乎每個孩童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到迪士尼遊玩,即使小時沒能去成長大後也必須去圓夢,靠著販賣夢想,迪士尼的市值已達1680億美元,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傳媒公司。
 
不只是迪士尼,很多電影除了靠著票房及授權賺進大筆鈔票。更多採用電影中的元素來創造長尾效應。不只是前述的Lalaland,多年前的一部經典電影放牛班的春天也是如此,主題是法國放牛班學生在愛心老師的帶領下,甚且因為參加合唱而改變人生的故事,電影裡有大量的合唱曲,自然就順理成章,組成巡迴全球的少年合唱表演。戲裡的男孩主角更是演出時的亮點。
 
要維持電影產業的蓬勃,除了靠著電影人對理想的堅持,並向觀眾溫情喊話尋求票房支撐,可以師法電影工業產業發達的國家,讓電影不僅滿足走進電影院的觀眾,也能在看完電影後獲得更多感動及延續這份感動,後續再心甘情願掏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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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櫻
資深財經媒體人。日常處理看似充滿銅臭味的財經新聞,但骨子裡其實是文青,喜歡在城市裡探索,用細膩的眼光看待周邊事物。
秉持在愈簡單的生活裡,愈能安身立命的哲學。

新住民資產而非負債

新住民之子是我們的資產,而非負債,是我們的機會,而非負擔。未來30年,台灣要靠他們。

新住民之子人數年年攀升,在若干地區幾乎已成學校主力,量變產生質變,新住民之子正在改寫台灣的校園文化,雖然各級政府都投注龐大經費,希望能幫助這群社經地位較弱勢的學生不要輸在起跑點,但感覺大家好像畫錯重點、搞錯方向,下意識把他們當成問題來解決,而不是視為資產好好利用。

為什麼說新住民之子是我們獨一無二的的資產?答案是語言及人脈。先談語言,新住民多數是來自東南亞,其中以越南、柬埔寨、印尼的女性居多,他們在台灣落地生根,成為台灣人的爸爸、媽媽,如果他們願意從小教孩子媽媽的話,然後輔以學校的母語教學,每年寒暑假政府再補助父母親帶小朋友返鄉探親,熟悉當地的生活環境,小朋友自然而然就會聽說讀寫媽媽的話。我們不用花太大力氣,每年即可產生數以萬計的雙語人才,其他國家有這個條件嗎?

上個世紀的民國70年代,因為台幣升值,加上人力短缺、工資上漲,傳統產業紛紛出走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大企業沒問題,黑手出身的中小企業怎麼辦?還好有大批留台僑生幫忙,我們才克服人生地不熟的問題。如今政府高喊新南向,為什麼不能好好利用我們的新住民資源呢?

再談人脈,新住民在自己的母國都有綿密的親族地緣關係,新住民第二代可自然而然承接,不像我們道地台灣人得從零開始,連話都不會講。要跟人家做生意就要會說人家的話,這樣才有自己人的感覺,透過翻譯就差多了。新住民之子語言能通,當地又有一大堆親朋友好友,加上他們自幼在台灣長大,國台語都通,且深諳台灣的傳統文化價值,溝通起來沒障礙,忠誠度又沒問題,什麼國家有這種優勢?

新住民是金礦,為何被台灣人長期漠視?很大的問題出在態度,唯有改變觀念,新住民未來才能為台灣所用,如果觀念不改,新住民恐成邊緣人,台灣人瞧不起,母國又不要,金礦挖不到反成累贅。人就是人,沒有什麼高級、低級之分,台灣人就是要愛台灣人,今天我們重視、幫忙他們、明天他們也會同樣回饋我們,這是資本門的投資,不是經常門的消耗,只要用心灌溉施肥,一定會有收穫。

新住民是台灣非常珍貴的資產,現在問題是我們會不會用。花小錢做大事,何況是照顧我們自己人,就怕政府用錯地方、找錯方法。胡適說,有怎麼穫,先那麼栽,聰明的台灣人應該都懂這個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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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德
資深媒體人,現為中時電子報總編輯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元一頒獎助學金給台大環工所博士官崇煜(左)

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20日舉行第五屆「環保學術碩博士論文獎助」第二階段頒獎典禮暨論文發表會,計有3位博士、14位碩士獲獎,博士每人頒給7萬元、碩士4萬元,加上第一階段已頒發的獎助金1萬元,博士每人獲得獎助金為8萬元,碩士5萬元,第五屆頒贈17位碩博士獎助金共計94萬元。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曾元一董事長致詞時表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每年都編列新台約幣100萬元左右的碩博士論文獎助金,希望這項獎勵能讓同學為台灣環保努力,甚至在國際發聲,這次獲選的論文,在政策學理論也都有非常優秀的表現,希望大家在工作上都有很好的成就。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元一(右圖)對獲獎同學致詞,希望這項獎勵能讓同學為台灣環保努力,甚至在國際發聲。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汪渡村(左圖左)表示,環保理念由青年學子來推動,在未來國家政策上較能產生影響力。

日月光投控集團行政長兼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汪渡村說,環保理念由青年學子來推動,在未來國家政策上較能產生影響力,有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做為大家的後盾,資源不會缺乏,希望大家未來與日月光投控及文教基金會會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本屆日月光環保學術碩、博士論文獎助得獎論文,內容豐富多元,例如台大環工所博士官崇煜,使用植物微生物燃料電池進行汙染土壤之復育、環境綠化,植物微生物燃料電池收割後,其生物質材料還可被進行廢棄物資源化。
 
台大環工所博士吳衍諭,利用深入訪談架構化訪談資料,針對目前國內的能源政策環評案例作個案檢討,提供政策決策者及政策環評操作者參考。成大環工所博士陳緻紘探討油汙汙染在土壤、地下水中可能影響生物復育效率之環境因子及策略,提供未來生物復育技術應用於汙染場址整治之潛勢評估。
 
其他碩士論文,像台大環工所碩士陳煜偈,利用硫脲還原氧化石墨烯進行廢水中選擇性吸附金之研究,對處理高科技業廢水中之重金屬及同步回收硝酸具發展潛力,對於廢水處理技術發展與資源循環再利用,可望在實務應用上獲得突破。
 
台科大機械所碩士謝佩服利用未活化過的咖啡來吸附臭氧;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所碩士廖珮岑,分析氣象因子對赤腹鷹在東亞海洋遷徙線之遷徙行為之影響;成大環工所碩士呂宛慈,以辣木作為天然混凝劑,評估其應用於緊急藻華問題處理之可行性,發現可去除藻類,並能減少消毒副產物之生成。又如,政大國發所碩士林君芳,以雲林許厝分校遷校事件為例,進行個案研究,希望從風險溝通與知識生產,找出對環境永續發展的理念對策。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從2014年起舉辦環保學術碩博士論文獎助,積極培養環保學術人才,採取二階段審查並分階段頒獎,博士論文每名共獎助8萬元,碩士每名獎助5萬元,包括這次第五屆在內,已獎助16位博士、60位碩士,發出的獎助學金共計428萬元。目前正進行第六屆第一階段評選,預計12月15日公布第六屆第一階段的審核通過名單。

 

放慢步調看世界 談城市單車文化

假日時我很喜歡騎Ubike,尤其是騎在台北的河濱自行車道上,享受悠遊自在的慢活人生。不只在台灣騎車,出國時我也喜歡租自行車,得以比步行方式更大範圍探索城市。
 
11月初我去了一趟日本,主要待在大阪及京都,特別是京都因為地鐵不像大阪、東京等城市這麼方便,於是我花了半天時間,選擇騎自行車來暢遊古都東山區一帶。
 
先前曾有在台北、杭州、廣州等地以自行車遊玩的經歷,比較這幾地的自行車文化深有所感,先來說說最近騎自行車遊大阪及京都的心得。
 
在這兩地自行車,體驗到的第一個優點是租車品質很好。我在大阪住的飯店提供租車服務,前二小時免費,第三個小時之後是每小時200日圓(相當於新台幣60元),自行車是電動助力車,騎行者既可保有騎車的快感,又有動力加持。而且車前的籃子容量大並堅固,很適合背包客放置物品。
 

在大阪騎的自行車是電動助力車,使騎士在運動之餘也不至於太累

我從飯店騎到附近的大阪城只要十分鐘,逛了一圈之後甚至進一步騎到觀光客眾多的道頓堀,不用坐地鐵人擠人。
 
在京都住的是民宿,未提供自行車,因此我向租車店租了車,騎往東山區一帶,從銀閣寺一路往南騎到清水寺。租車店的小哥十分周到,解說相當仔細,包括在地圖上畫出景點附近的停車點,且京都市政府的優惠措施是,一天只要繳200日圓,就可以停在各景點附近合計四處的停車場。
 

在京都及大阪騎自行車,須停至專用停車場, 否則會被罰款。
停車場有機器受理投幣,取車前須付費後才能解鎖

第二個優點是,自行車停車場管理很自動化,不僅是用機器受理投幣停車,每台車架上都會對前輪自動上鎖,必須繳費後才會自動解鎖,用戶不必擔心遺失。
 

自行車一停進車架,前輪自動上鎖

不過,缺點是,無論大阪還是京都,自行車道的動線設計不夠順暢,騎一騎就碰到中斷,造成自行車往往和汽車或行人爭道。自行車專用停車場也不夠多,經常看到自行車隨處停放,有些人甚至索性就把車停在禁止停車的警告招牌下方,十方諷刺。
 
比起來,在大陸騎自行車,最大優點是可選的共享單車種類眾多,因為是隨騎隨停,隨借隨還,也沒畫定停車區,自由度最高。十年前我就曾騎著杭州的共享單車遊西湖,不過,今年6月間去,發現共享單車少了很多。我也在廣州騎過共享單車遊玩,體驗不佳,因共享單車隨處停放,甚至倒成一團,很多車也被破壞,不僅破壞市容也影響交通。
 
回到台北,格外能體會的優點是UBibe品質好,坐墊舒適,靠著踩踏即能讓燈光發亮的作法,不僅環保,對騎士來說也有安全保障。UBike不僅被市民當成日常代步工具,也成為旅客的好幫手,經常可見到外國旅客騎著Ubike到各景點去玩。
 
尤其是都市裡的河濱步道及自行車道的設計,更能讓不論居民還是外來觀光客,騎上車沿著河道前行,就能體會到這個城市在水泥叢林之外的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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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櫻
資深財經媒體人。日常處理看似充滿銅臭味的財經新聞,但骨子裡其實是文青,喜歡在城市裡探索,用細膩的眼光看待周邊事物。
秉持在愈簡單的生活裡,愈能安身立命的哲學。

日本的服務業水準 變差了?

20年多前曾走訪京都,一直對這充滿人文氣息的城市留有深刻印象,之後短暫去過東京及大阪等地,都覺得無法取代這座古老城市。日前重回帶給我美好回憶的京都,先不說自然景觀,最令人悵然若失的是,服務業的水準不如印象中的美好。
 

京都車站,最明顯的地標就是京都塔。

說到服務業,在國人心目中,日本是值得學習的對象,台灣早期從餐飲到百貨都標榜日式服務作風。像是顧客一進門,店員就會齊聲問好,餐廳或百貨打烊時,店員也會站在門口送客。這些在台灣已是司空見慣,不算特別的事。
 
日前我在京都用餐,走進一家價位不算低的蕎麥麵店,進門之後,店員一見我與旅伴不會說日語,詢問我們是要中文還是英文菜單?我們要了中文菜單,但是對照了原本放在桌上的日式菜單,發現同一份餐點價格卻有差異,中文菜單價格較貴,但是店員無法用英文溝通,雞同鴨講比了半天,我只好點了價格差異較小的餐點。
 
而在收餐盤的過程中,我們也感受到店員動作不夠細緻,店員並沒有詢問客人是否用餐完畢,就直接收走。
 
最令我瞠目結舌的場景發生在另一家在奈良的大阪燒小店。店老闆是個表情酷酷的年輕人,可能是因為他一個人顧店太過疲累,別說沒對顧客問好,還全程臭臉。
 
我點了最容易看懂菜名的廣島燒,正在享用之際,另一名老外進來後逕自坐在吧台邊,點了章魚炒麵,麵才剛上桌,老外一口都還沒吃,用英文問老闆:可以充電嗎?並揚了一下手上的充電線。沒想到老闆不改酷樣,以不耐的語氣加上手勢說:NO!
 
坐在附近的我,心想這下老外不知會怎麼反應。同樣很有個性的老外連餐都不碰一下,直接付帳掉頭就走。臭臉老闆收了錢,在老外走出店門之後,則是把手上的抹布氣得摔到地上。
 
在觀光客多的地方,服務品質更是明顯下降,有些可能不能怪罪日本員工,而是因應大量陸客,日本服務業請來的大陸員工。
 
舉個例子,我在京都車站附近百貨公司家電部門買吹風機,照例先用了英文詢問店員哪裡可找到。個頭很高的女性員工引領我們走到放置吹風機的櫃區,我和旅伴走在她後頭,還傻傻地說:這個女員工好高呀。她帶著我們走到我想要的品牌櫃後,直接就指著三款商品,用英文說這些可適用於大陸或台灣,換算下來單價都是新台幣六千多元。
 
我和旅伴覺得不用買這麼貴的,用英文對她說我們再討論一下,結果她掉頭就走。我們在附近櫃台四處看的時候,看中一款標價5000日圓的吹風機,正在和旅伴討論之際,另一位個頭很高的女店員,用不屑的眼光看著我們,用中文說:這款只有5000,你們要買到5500日圓才能退稅。
 

計程車分成一般及觀光客搭乘,專給觀光客搭的計程車,司機會說簡單的英語。

我們驚覺,這兩名個頭很高的女店員可能都是大陸東北人。商家應該是為了因應龐大的陸客潮,請來會說中文的店員,但這些店員反而一開始裝做不會說中文,先察言觀色一番,確定客人肯花大錢後才願意展現笑臉說中文。
 
當然,不能因為少數人的服務差就打翻一條船。我在花間小路附近有名的祗園商店街上,走進一間販賣傳統豆大福的小店,歐巴桑店員雖不會說英文,比手劃腳後,我買了一串醬油團子,她注視著我們嚐了一口後露出滿意表情,也跟著笑了,顯然是很在意客戶的評價。
 
對觀光客來說,在商品價值之外,這些無形卻能立即感受的服務品質,往往是決定顧客是否願意再次上門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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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櫻
資深財經媒體人。日常處理看似充滿銅臭味的財經新聞,但骨子裡其實是文青,喜歡在城市裡探索,用細膩的眼光看待周邊事物。秉持在愈簡單的生活裡,愈能安身立命的哲學。

 

真奇怪!人少了買不起房子的人卻多了?

有個諷刺的現象,一邊是年輕人抱怨買不起市區房子,一邊是市區學校因為少子化而閒置,難道沒有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
 
筆者工作的中國時報屬於台北市萬華區,是全台知名老社區,擁有非常多歷史悠久的名校,位於著名景點剝皮寮旁的老松國小就是其中之一。我偶爾利用上班的空檔到附近探幽攬勝,民國100年3月底有一天經過康定路、桂林路口的老松國小,突然想起曾在美國新聞總署出版的今日世界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提到老松國小是全世界學生最多的小學,人數多達1萬1千多人。我當時腦海就浮現一個問題,現在學生剩多少?
 
隔天,我請一位記者前往採訪,回來之後,他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數字,現在老松只剩778人。再過一天,這則新聞登上了中國時報的頭版二題,許多媒體聞風而至,昔日上萬人的名校如今剩不到千人的消息開始廣為人知。幾年又過去,民國106年老松只有458人,台灣少子化多嚴重不必多說。
 
少子化導致人口變少,理論上房屋需求減少,房價應該降低才對,結果反其道而行,房價愈漲愈高。年輕人買不起市區房子,只能往郊區搬,先是移到一水之隔的新北市,然後是桃園、新竹。年輕人愈住愈遠,市區人口愈來愈少、愈來愈老,老松的學生也跟著不斷縮水,教室愈空愈多,校長、老師也愈來愈愁。
 
有一次跟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聊天,講到零到六歲國家養大家覺得是笑話,他深深不以為然。他說,少子化這麼嚴重,很多學校招生困難,為了怕被笑教室養蚊子,教育當局想方設法增加使用率,一下增設幼稚園,一下給社區大學,一下廣設才藝教室,但這些統統改變不了校舍閒置的殘酷事實。哪為什麼不考慮併校,把部分學校改建為社會住宅,給買不起房子的年輕人住呢?這不就一次解決住房與學校閒置問題?
 
李鴻源幹過副縣長、內政部長、工程會主委,他當然知道合併的成敗關鍵來自社區及老師反彈,問題是政府有沒有決心。
 
台北市很多學校彼此相距不遠,走路不到5分鐘,兩校合併基本影響不大,例如日新國小與蓬萊國小就很近,太平國小、永樂國小中間只隔了一條延平北路,民權國小、三民國小分別在民權東路兩邊,如果先從這些地緣相對接近的學校著手,合併應該可以容易些。
 
學校合併是社區大事,沒有雜音才奇怪,政府應有相關配套,像改建為合宜住宅後校友、家長及社區居民優先承租,住宅管理所需人力以當地人優先,小朋友上學可用免費公車接送,調降師生比容納更多老師,共用兩校校名等,總之,要兼顧感性與理性。
 
我們的國家是真的沒錢嗎?抑或是坐擁金山的傻子?聰明政府聰明做法,只看願不願意動腦筋,敢不敢做決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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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德

資深媒體人,現為中時電子報總編輯

種田的阿祥

阿祥是我當年在小金門當兵的同袍,小我三梯,算是我的學弟,民國76年到78年間,我們在小金門海邊的槍砲陣地相處近兩年的時間,一起燒飯起伙,一起站衛哨,有很深的革命情感。
 
76年剛好解嚴,兩岸氣氛依舊詭譎,我們共同歷經兩件大事,那時都覺能否平安退伍回台灣都是未知數。第一件是77年1月13日,蔣經國總統過世,我們實施一級戰備半個月,晚上也都全副武裝和衣而睡,深怕當下對岸有什麼不理性的舉動,後來總算安然渡過;第二件是臨退伍前,78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事件,這次更為緊張,國際戰略專家分析,中共為轉移世人焦點,有可能對台動武,小金門當然首當其衝,所以當然又是半個月以上「一級戰備」,幸運地也安然渡過,我跟阿祥陸續平安回到台灣。
 
退伍後,偶跟阿祥有連絡,聽說他承繼家業,後來就失聯了,很會做生意的阿祥,跑到當初很怕他們打過來的對岸做生意。拜臉書普及,幾經波折,近日又再與阿祥重逢。
 
阿祥告訴我,他去了大陸13年,有賺到錢,回台灣後在新竹當起農夫,他謙說現靠祖產餘蔭過日子,所以想當快樂的農夫,租了兩甲的田開始種稻,生產有機米,是台中194,與印度香米配種改銀,還有茉莉花香,好吃又健康,品牌叫「阿祥送米」,今年已送了1,000斤給城隍廟佈施,也送給華光教養院。
 
以前當老闆的阿祥,做起農夫一點也不馬虎,親耕親為,弄到右手肌腱差點斷了還是賣命巡田播怏,我勸他多少雇工參與吧!阿祥說他就是想要種就要種最好的有機米,然後送給有需要的人,為什麼送出去給弱勢族群的米不能是最好的?
 
他說他發願能種多少收多少是多少,但每包米是他的心血跟心意,「弱勢的人也可以吃好米,頂級米」,這句話讓我心底一震,好個有心的阿祥。
 
種田的阿祥讓我想起很多事,台灣社會是有不少愛心散播到各個角落,所以募集了很多二手衣、二手電腦到偏鄉去,在商場打滾30年的阿祥,血液裡的因子是想翻轉這些做法吧,「弱勢的人為什麼不能吃好的米?」阿祥,加油,會有更多人嚮應,跟隨你的腳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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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浚南
曾任自由時報記者、聯合晚報副主任、英文台灣日報社長
現為警政署新聞諮詢委員、日月光文教基金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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